近年來，互聯網+、共享經濟等新業態的迅速發展，使得一大批類似區塊鏈工程技術人員、城市管理網格員、在線學習服務師等新職業順勢而生。這些新職業大多聯系著Z世代（即1995年后到2008年前出生的人）青年的職業發展方向。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工作塑造人格”，相信這類新職業也會使青年人的社會人格發生新的變化。而這些新的社會人格也將會促進新職業青年群體的崛起。這個新職業青年群體具有怎樣的社會—政治態度和立場，很大程度上將由這些新職業青年的社會人格所決定，正因為此，新職業青年社會人格的養成就顯得頗為重要。
這種新型社會人格的養成并不容易。我們需要看到新職業青年發展遇到的瓶頸。因為新職業青年群體之間職業類型、學歷水平和經濟收入差異大，整個群體構成非常復雜和游離，組織化程度很低。正因為這種無組織化，使得新職業青年群體的發展容易被社會忽略。對這些新職業青年的社會保障、職業技能的培訓以及勞動權益的維護目前都相應滯后。新職業青年對自己的社會地位自我評價相對不高。在現實生活中，消費欺詐、超時加班、變相裁員等侵害新職業青年群體合法權益的事件也不時發生。許多找不到“娘家人”的青年群體，在維權過程中只好選擇了以非制度化的形式進行。
更值得關注的是，由于這類新職業往往與新技術的興起密切相關，新技術的“機器換人”對新職業青年發展也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青年們獲得了全方位的科技賦能。但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他們工作內容“只有增長沒有發展”的“內卷”狀態，新職業的很多工作內容對于青年的工作目標的突破和個人的提升并沒有更多意義。這使得青年對職業常常只能賦予最低的謀生意義，而無法賦予更多的創造性價值。新職業的“內卷”帶來青年人普遍的焦慮，現在對于這些“打工人”來說，工作似乎是為了解決物質的貧困，但是它本身卻呈現出“意義的貧困”。一些新職業青年處于一種不得不拼命工作，想逃離又無力逃離的狀態。
社會體制與環境有必要鼓勵這些青年突破現有的“內卷”，實現全面而健康的成長。
首先需要鼓勵新職業青年通過對生活的回歸來超越工作的“內卷”。有年輕人已經逃離了北上廣，選擇返鄉，還有的年輕人選擇社區創業，在家門口工作，讓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這些都展現出某種對意義貧困的抗爭。筆者在云南大理進行調查的時候，就發現許多這樣的年輕人，他們興辦小微學校，或者恢復扎染手工業，把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教育融為一體，體現出他們對生活的回歸和強調。
其次是促進新職業青年的組織化。社會應該支持培育青年社會組織，強化其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樞紐作用和訴求整合功能。應該充分發揮共青團和青聯組織作用，通過資金支持、提供陣地場所、培訓骨干人員等方式扶持青年社會組織健康發展。還應該優化青年社會組織培育機制，鼓勵民間自主發起的網絡型社會組織以及專業服務型社會組織發展，加大對參與社區治理和社區服務的青年社會組織培育力度，引導社會組織下沉基層，服務新職業青年社群。筆者在廣州番禺的調查中，就發現工人在自己居住的社區建立“小禾的家”這樣的為流動人口孩子服務的社區學習中心。這不僅僅為孩子，也為外來打工媽媽在這里舉行讀書會和繪本學習，讓他們有自己的集體認同和空間歸屬感。
最后，還應完善新職業青年群體的人才培養體系，提升新職業青年的職業素養，激勵青年在各行各業積極創新。共青團、青聯、學聯等青年群團組織應該主動聯系新職業青年群體。新技術帶來的社會化學習使普通人的人文教育具備了可能性。面對工作的意義貧困，應該組織人文方向的學習社群來對這一狀況加以改變。通過鼓勵青年自發組織各類學習社群，可以讓普通人接受優質的人文教育，從而具備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思考能力。今天越來越多的在線共學社群的出現，反映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不滿足于意義貧困的工作，力圖讓自己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更有意義的生計方式。
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暢通新職業青年群體的訴求表達，提升他們的社會參與，是新形勢下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妥善解決的現實課題。而對于新職業青年個人來說，讓自己重新在工作中撿拾自己的生活意義感，這是他們成長的重要方向。
（作者：朱健剛，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