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社會和諧穩定和人民幸福安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為什么要加強社會工作、怎樣加強社會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深刻闡明新時代社會工作的根本原則、價值取向、發展方向、重點任務、基礎保障等，指引我國社會工作取得重要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我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新興領域迅速發展，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大量涌現，新就業群體規模持續擴大，社會工作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必須展現新擔當新作為。”這一重要論述，為推動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我們要深入把握社會工作在中國式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增強做好新時代社會工作的責任感使命感，助推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
我國社會工作是在黨的領導下不斷發展壯大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民政部門和共青團、工會等群團組織都不同程度承擔著社會工作職能，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推動社會工作發展。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并從人才培養、評價、使用、激勵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穩步推進，實踐探索不斷深入，在提供專業服務、解決群眾困難、化解社會矛盾、推進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社會工作擺在重要位置，黨對社會工作的全面領導持續加強，新興領域黨的建設取得積極進展，國家治理的基層基礎持續夯實，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維護社會大局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重大命題。黨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黨的二十大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戰略部署中都明確了社會工作有關任務。黨的二十屆二中全會決定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作為黨中央職能部門，省、市、縣級黨委組建社會工作部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社會工作體制機制、加強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等改革舉措。社會工作的制度機制不斷健全，中央層面制定出臺《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信訪工作條例》和《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意見》《關于健全新時代志愿服務體系的意見》等，建立健全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基層組織建設、信訪工作聯席會議等協調機制，有力加強了黨對社會領域相關工作的統籌。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黨對社會工作的高度重視，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工作規律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我國社會工作的格局更加完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善于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抓好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新時代社會工作覆蓋面廣、涉及領域和部門多，加強黨對社會工作的全面領導，能夠加強各領域之間的統籌協調。新時代社會工作的實踐創新，對于全面提升基層治理水平、扎實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工作推動基層治理機制創新。北京探索形成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等經驗做法，大幅提升了群眾滿意度。這種黨建引領下的治理創新，通過黨組織統籌協調引領，進行資源整合，為夯實國家治理根基提供有力支撐。深圳探索在黨群服務中心建立“黨建+社工”聯動機制，通過專業服務大大提高矛盾糾紛化解率。社會工作推動民生服務更加精細化。深圳推進“民生微實事”工作，通過社工評估需求，實現服務精準投放，構建起“群眾點單—社工評估—政府實施”的閉環機制。社會工作為做好風險防控貢獻獨特力量。在災害救援中，社工機構協同應急管理部門，專業力量與社會力量共同發揮作用，能夠更好服務受災群眾。在常態化治理中，廣州通過“社工+信訪”機制化解積案，充分體現了社會工作在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的“減壓閥”作用。
社會工作面對群眾廣泛、聯系群眾密切、服務群眾直接。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大力推進社會工作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優勢和效能日益彰顯，開創了“中國之治”新局面。社會工作日益受到關注，越來越多人投身服務基層、服務群眾的光榮事業。2024年，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資格考試報名人數達188.9萬，再創歷史新高。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在兒童福利、養老服務、社會救助、社區矯正等領域開展專業服務，成為滿足群眾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解決具體民生問題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我國社會工作還需在強化“黨建引領+專業服務”協同機制、構建“數字賦能+人文關懷”服務體系、深化“中國經驗+國際對話”學理研究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
新征程上，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推動新時代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我們必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工作的重要論述，勇擔新使命、展現新作為，更好地服務群眾、造福人民，進一步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夯實國家治理基層基礎，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王夏雨，系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