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運河流淌千年、穿越古今，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勇氣和創造力。江蘇作為中國大運河最早開鑿地，沿運城市“因運而生”“因運而盛”，民生百態、歷史遺存和水利工程相互輝映，形成了獨具魅力的江蘇運河文化。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系統挖掘大運河文化的歷史內涵，助力國家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聯合新華傳媒智庫共同推出“智見·中國大運河”欄目，多視角匯聚專家觀點，多平臺講好中國大運河故事，聚力推動大運河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提供文化滋養。
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強調，“江蘇要加強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和創新發展，積極參與建設長江和大運河兩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要決策部署，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重大工程。江蘇是大運河和長江兩大國家文化公園的重點建設區，在大運河和長江兩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江蘇擁有700余公里的大運河干線和400多公里長江江蘇段， 大運河和長江分別流經江蘇8個設區市，并在其中5個設區市重合，對江蘇自然環境演變、城鎮布局形成和經濟社會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塑造了江蘇開放包容、南北融合的文化特色，應在更高起點上協調把握多重國家規劃的重疊，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江蘇歷史文脈，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
理清江蘇城市發展脈絡、做好頂層設計，將大運河、長江兩大國家文化公園有機融合
江蘇城市發展的空間脈絡，是一個“沿運河—沿長江—沿?！钡陌l展過程。沿長江城鎮密集，是長江經濟帶最發達的地區，也是長三角城市群的主體。長江流域曾經是鴉片戰爭的主戰場，最先感受到西方列強壓迫的江蘇先賢，奮發圖強，放眼向洋看世界，開始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探索，并帶動城市發展的轉向。
鎮江由運河名城轉向長江開埠城市，蘇州、無錫、常州唐宋明清時期依托大運河發展，曾經是江南經濟的重心。到近代，轉向對接上海成為發達的現代化城市。南通是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的典范，清末狀元張謇憑借愛國情懷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艱苦創業、興辦教育和實業，進而帶動整個城市的發展，推動南通從一個運河支線小城，成為通江達海的先進城市，被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蘇南模式、南通模式等都突破了運河農業經濟時期的市鎮格局。這些都是大運河、長江文化在江蘇長期融合的結果。理清這一文明發展格局，對以文化為主線的江蘇大運河、長江兩大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完善生態環境共建共享機制，在南水北調水源地等重要河段聯合建設特殊自然資源保護園區
江蘇同時建設大運河和長江兩大國家文化公園，涉及的地方政府非常多，規劃項目間的融合勢在必行。運河水源主要來自長江，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從揚州調水，利用了大運河線路，優良的生態環境是一江清水北上的基礎保障。對南水北調水源地要進行特殊的保護，建立嚴格的江河上下游水質目標交接責任制，解決好流域內日益突出的土地、江河湖泊等環境和資源瓶頸問題，減少各種人為因素對水源地的破壞。
國家文化公園江蘇段的建設涉及十多個部門，部門之間權責交叉、多頭管理的老大難問題尚未破解，囿于常規工作、例行工作、各自為政的現象十分突出，亟需進一步明確政府綜合管理部門、專項工作主管部門和相關部門單位的責任，建立起常態管理、綜合治理、舉報受理、聯合執法等工作會商協調機制，實現跨市縣流域、區域的合作。一方面，省內要建立高效規范的國家文化公園管理體制，創新城市間的合作機制和模式；另一方面，要探索跨省域合作共建途徑，加強省域間的合作，共同探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管理的創新經驗與方法。
對接聯合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制定江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管理專項法規
對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有關法律、法規要求，制定江蘇國家文化公園管理單行立法，界定國家文化公園的內涵和外延。國家文化公園的建立目的、設立方式、規劃制度、管理體制、經營機制、監測和監督機制、公眾參與治理機制以及管理人員、志愿者管理體系、綜合執法制度等都要在立法中加以確認。同時，還需配套制定《國家文化公園資源調查和評估辦法》，明確國家文化公園的資源類型、評估標準等。
進行設區市專項立法，解決文物保護標準不確定和法律、法規間的相互抵觸。組建具備綜合執法職能的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管理機構，統籌不同部門的利益，做到保護傳承利用的整體性和協同性。依法依規促進大運河文化旅游產業一體化開發。實施城鄉有別、因地制宜的“文旅融合”思路，重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對不同河段、江段進行歸類整理?？茖W規劃文化旅游產品，推動江蘇國家文化公園整體的品牌塑造和營銷推介。
（作者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省政府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