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蘇州，仿若是被置頂千年的蘇繡至品“雙面繡”，一面人文鼎盛，一面經濟繁榮，人文與經濟交融共生、相得益彰。人文經濟學成就了今天的蘇州，也正成為人們讀懂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視窗。
人文經濟學本質上反映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內在深層次的邏輯關系，深刻詮釋了經濟與人文深度滲透融合的發展規律。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對其的認識從改革開放之初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納入中國式現代化五大內涵之一。2006年10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文化經濟”點亮浙江經濟》一文中就提出“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實質上是強調將文化和經濟融合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人文經濟學的重要論述理論深厚、思想深刻、立意高遠，我們務必要深入領悟、學習和貫徹。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歷史淵源：先秦百家禮食之爭。我國有關“文化”和“經濟”最早的探討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先秦諸子百家對于人文與經濟的關系主要圍繞“禮與食孰重”這個邏輯展開。儒家認為，人們失去“禮”的約束會導致社會的不安和動蕩?！墩撜Z·陽貨》篇所云：“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币虼诵枰獙ι鐣亩Y制進行完善以防止“禮崩樂壞”。墨家注意到禮在社會群體生活中的功用，但對儒家倡言的“禮樂一體”則不以為然，認為儒家所倡導的禮樂無益于社會秩序的重新厘定，不過是徒耗社會的財富。墨家主張“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后可也?！奔磭腋辉Ｊ怯捎诎傩諒氖律鐣a才會富裕，如果生產廢棄了，那么國家的富裕也就廢止了。所以治國的事，必須勤勉不止才可以治好。春秋先哲的爭論用當代的話語邏輯可以概括為：人類的社會發展究竟是重點放在精神文明的構建上，還是放在發展生產力不停獲取物質財富上？
“禮與食孰重”成為了探索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邏輯起點和歷史淵源。此后，儒家學說成為了主流之學，這場有關“禮與食孰重”的儒墨之爭有了結論。儒學的“克己復禮”之所以能夠在這場世紀爭論中成為廟堂之說，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國古代農耕文明的內在邏輯：由于農業生產所基于的自然條件有限，所以必須要把有限的物質生活資料進行合理的分配，加之人的欲望難以窮盡，故而要恢復“禮制”以規訓民眾的教化，做到知禮明義。
及至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開始落后于西方并陷入到西方船堅炮利的圍攻境地。恪守禮制的文明大國終究抵擋不過船堅炮利的西方工業科技。在此之后，中國的傳統人文主義開始出現了反思和迷茫。這也促使著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尋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驅動力。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接過了歷史的接力棒，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逐步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妥善地處理好人文與經濟這對邏輯關系。人文經濟學概念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文明發展邏輯的深刻認知，是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的客觀認知，科學回答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交融演進的辯證關系。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不平衡”理論。馬克思是最早將“物質”與“精神”視作是一對相互協調關系的學者，他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不平衡理論構成了人文經濟學早期的理論雛形。馬克思認為，一個國家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并不一定保持著平衡的關系，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先進生產力的社會未必能創造出同樣發達的精神文明和文學藝術。具體來說，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不平衡有兩種表現形式：其一，某些文藝興盛的狀態可能只存在于該文明的早期發展階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技文明的進步，文明的繁榮底色會逐漸褪色。如古希臘和古羅馬曾經創造的文明體系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呈現給世人。其二，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系受到復雜因素的影響，并不是簡單的正比例關系。如18世紀俄國的生產力水平遠遜于同時期的英國，可其所創造的社會科學水準卻不亞于西歐任何一個國家。
馬克思的觀點與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有著明顯的差異：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將效率作為衡量行為價值的唯一標準。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著重強調個體對于經濟利益看似理性的決策，卻忽視了人文價值對于宏觀經濟的整體作用。物質與精神的高度不對稱在西方國家進入工業革命以后就愈發明顯。工業化和機器生產使得西方國家紛紛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同時也深刻重塑了各國的社會關系。人與人的交往只剩下被精致理性計算的利益關系。受此影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重物質而輕精神”的畸形現象。物欲橫流、道德淪喪和信仰缺失成為了困擾西方國家百年來的現實問題。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實踐意義：經濟發展的人文主義回歸。新時代的人文經濟學突破了中國古代“精神中心主義”和西方社會“物質中心主義”的兩種片面傾向，將文化與經濟視作是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文化發展賦予經濟發展以人文屬性，而經濟發展也為文化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從這個角度說，人文經濟學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的根本立場，對于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人本主義的覺醒和人文價值理念的回歸也具有重要影響。
深刻領悟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有助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支撐，而堅守人文本位則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底線。高質量發展強調社會總體價值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這其中，文化是重要內容。文明似水，于無形中潤澤人心。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需要有文明作為支撐。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文化是重要支撐；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文化是重要因素；構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文化是力量源泉。
深刻領悟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有助于實現人類既有治理范式的創新。傳統人類社會治理模式表現為人通過技術研發賦能生產力的不斷躍進，進而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實現物質文明的提升。隨著科技的發展，以人工智能為驅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開創了人類科技的新紀元。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現實情況下，國際社會試圖免于被技術控制，避免人類社會滑向“技術利維坦”的深淵，其所依賴的恰恰是人本主義的回歸和人文經濟學的發展。
深刻領悟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有助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構建。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明確提出“兩個結合”的要求。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相結合，推動中華傳統文明向現代化進行轉型。而轉型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彼此相融和再造的過程，二者經過相互的作用，“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而新時代的人文經濟學正是可以將兩者進行有機結合的思想理論。中國式現代化構成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實踐基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馬克思主義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相貫通以及科學理論、文化精髓與生動實踐相融通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正催生人文與經濟的有機結合，也進一步呼喚人文經濟學新的理論建樹和人文經濟的創新發展。
（作者單位：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蘇州大學基地；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提高黨的建設質量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