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都是在經濟發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總書記提出的“人文經濟學”，是我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和研究的重大命題，其思想含量高、實踐容量豐、價值導向強，為堅持高質量發展這一新時代的硬道理提供了新理念、新路徑和新范式。我們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和文化自信，準確把握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豐富意涵和鮮明蘄向，以理論之思回答實踐之問，以創新理論賦能實踐創新，創造更多人文經濟發展的創新探索和生動實踐。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是習近平經濟思想與習近平文化思想鮮活運用的實踐精華，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貢獻。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才能體悟到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充盈著濃郁的中國味、深厚的中華情、浩然的民族魂。
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的新話語新表達。需要甄別與厘清的是，這里關注的“人文經濟”不完全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經濟，不是簡單延續西方經濟學的所謂人性或人文的指向，更不是西方人本主義經濟學的再版或翻版。“人文”一語在中國古已有之，《易經》賁卦的象辭上就講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天，作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話語范疇，“人文經濟學”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大力推進改革創新，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凝煉并在發展中不斷印證的一種新發展共識的集中表達。
這是以系統觀念構建發展共同體的新視野新思路。人文經濟學研究的是人文與經濟合二為一如何推動發展的機理與路徑。其精髓要義在于不是立足“人文”說經濟，也不是著眼“經濟”觀人文，更非“人文”和“經濟”的拼盤、物理鏈接，而是彼此生發、兩相融合的化學反應。要將人文經濟的思考跳出文化學或經濟學的單一視域，將人文和經濟辯證整合、雙向輻合、同頻共振、相向而行。正所謂人文與經濟的合璧雙美、美美與共，是努力創造人文與經濟的深度融合，人文中有經濟、經濟中含人文，進而一體化地凝結萃取而形成新發展形態或新社會樣態。這是一種發于文化思維和文明思維，內嵌于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并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價值追求意義上實現人文經濟發展的新范式。
這是超越資本主義邏輯的經濟發展價值的新覺悟新選擇。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認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矛盾不是經濟矛盾、政治矛盾，而是文化矛盾。這其實是揭示出了西方所面臨的人文與經濟相割裂的某種困境。西方經濟學基于“經濟人”這一基本假設，構建起一套分析和推演經濟增長的理論范式。因為“經濟人”只是人的一個向度，所以，在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人性異化、物欲膨化、貧富分化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曾提出：“經濟學科從人類創造財富的道德科學變為資源配置中的冷酷邏輯，人性的深度和豐富度是最顯著的代價。現代經濟學不再是研究人類的學科，已經失去了根基，偏離了經濟現狀。”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出場，強調以人文經濟推動發展，既解決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又尋繹到文化與經濟的共生共榮的相生之道，從而真正為經濟發展提供充沛的文化驅動力、文化引領力，讓克服西方經濟學的某些局限或重重弊病成為可能。
這是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旨歸的新要求新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現代化道路最終能否走得通、行得穩，關鍵要看是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文經濟學牢牢基于人民的中心地位，緊緊錨定人文價值的引領地位，深深融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時時追問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和財富增殖的終端旨歸。人文經濟學始終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高度，突破西方經濟學既定藩籬和熟稔軌道，摒棄資本拜物教、金錢至上的人文慣性，徹底走出唯以經濟利益效用驅動的發展軌跡，讓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成為經濟舞臺的重頭戲。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僅是經濟的增長、科技的進步、物質的豐裕，即不僅僅是“物”的現代化，更是“人”的現代化。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福祉為歸宿，把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真正成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發展的過程。
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提出，著眼以文化為關鍵動力源泉的經濟發展態勢，強調文化對經濟的能動性力量，力求揭示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相互融合、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文化與科技的雙向賦能、人文價值與生產目的相互支撐的經濟規律。說到底，讓以人為中心、以人文價值為導向、以文化為基礎的經濟活動，生動詮釋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這一重要論斷為人文經濟學的廣闊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
“支點”既能以小博大也能以靜制動。支點產生的力，不僅是外引力也是內驅力。就支點的角色功能而言，人文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要全面而充分地發揮文化資源、文化業態、文化人才等諸多文化要素的支撐、服務、鏈接、引領作用；人文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全方位、全周期、全要素地增強文化戰略牽引能力、文化要素集聚能力、文化資源配置能力以及區域文化輻射能力；人文經濟發展的終端則在于通過文化與經濟的相互激蕩、彼此生發、融合共促，提升高質量發展的能級與水平。比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明確指出，必須進一步發展壯大文化產業，強化文化賦能，充分發揮文化在激活發展動能、提升發展品質、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中的作用。在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實踐中，文化繁榮絕不是孤立的，而是始終與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明的繁榮融為一體。
基于這一視域，人文經濟學的實踐向度，始終聚焦的是“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深厚的人文價值”“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極高的組織效能”“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更強的競爭力”的這一“化成天下”的大邏輯。只有聚力聚向人文經濟的脈理與潛能，從要素供給、載體支撐、政策集成等維度協同發力，才能進一步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一是強化人文要素供給力。深度挖掘各地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中契合高質量發展要求的元素，綜合運用數字化技術手段和現代化運營模式對歷史文物、遺存進行保護修復和活化利用，持續為人文經濟發展提供優質的文化創意要素。與時俱進地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凝煉具有標識意義的區域地方精神，增強高質量發展走在前列的精神動力。進一步發揮人文資源的聚合效應、聯系效應、乘數效應，吸引集聚高端創新要素，打造區域性高端要素集聚高地，優化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夯實高質量發展的物質基礎。建立多元對口人文經濟發展的專項基金，發揮財政資金的先導作用，引導更多社會資本參與人文經濟發展的交叉區域、混合業務。加強以科技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為經濟和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不斷培育數智時代新的文化經濟業態，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激發澎湃的經濟增長新動能。
二是強化人文載體支撐力。圍繞人文經濟的消費側，統籌推進傳統文化保護傳承、歷史文化研究挖掘、人文生態環境配套、文旅融合、數字新基建等基礎工程。強化對文化創意要素產業化的支持，推進文化與現代科技、傳統制造、市場營銷等領域的深度融合，強化文化產業業態創新，促進文化創意賦能傳統產業，打造合乎人文經濟發展導向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跳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線性思路，依托區域特色文化資源，培育打造多領域、多層次、多功能的優質文化活動品牌，在創新“文化+”和“+文化”運營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人文×”和“×人文”的新載體、新平臺，推動文化與經濟共生共進，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實現人文底蘊強、人文價值豐、人文生態優的高質量發展。
三是強化政策集成力。從人文經濟強的政策站位，強化宏觀政策組合的取向一致性，理性辨析和研判“基層策”“地方策”可能出現的“合成謬誤”，科學穩妥放大政策的組合效能、整合規制力。瞄準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節點和重點任務，統籌推進文化政策與經濟政策一體化，加強文化和經濟不同部門之間的政策配套，培育懂文化也懂經濟的復合型專家隊伍、人才隊伍，形成文化與經濟協同互促的政策合成、執行落地。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協同推進，加強政策類型、政策功能、政策邊界、政策周期的協同配合，以政策合力、部門合力保障人文經濟發展行穩致遠。
（執筆人：李揚，省社科院黨委委員、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