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載體，通過能源轉型實現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是我國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議題。能源轉型的關鍵和核心是能源結構轉型。我國能源發展已經取得一些突破性成果，綠色低碳能源產品總產量和低碳能源技術應用總規模等已逐漸上升，但突破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的現狀，有必要對多重目標約束下的我國能源結構轉型發展實踐進行深刻反思，以加快建設美麗中國。
能源結構轉型是全球能源發展的中長期趨勢，整體來看可以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從高碳到低碳，解決區域污染問題；第二步是從低碳到零碳，緩解氣候變化問題。就中國而言，2021年能源消費總量中56.0%都是煤炭，這種高碳的消費結構迫使中國既要由高碳到低碳，又要由低碳到零碳，兩步要同時走。在從低碳到零碳的第二步跨越過程中，我國迅猛的發展勢頭仍難以掩蓋能源結構轉型進程的艱難，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首先，傳統能源規模龐大，可再生能源的市場競爭缺乏優勢。實現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的關鍵是如何降低發電成本。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發電成本高于傳統的燃煤發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容量的擴大。市場容量的狹小反過來影響了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制約了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但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發電的資源和環境成本都要遠遠小于燃煤發電，因此較少的資源和環境成本成為了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依據。
其次，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可再生能源受技術安全雙重制約。在可再生能源裝備制造方面，無論技術研究水平還是科研投入水平，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都存在一些差距。在部分關鍵領域，工藝、技術和原料仍嚴重依賴進口，存在“卡脖子”風險。盡管近年來情況有所改觀，但從產業長遠發展考慮，新能源產業基礎薄弱仍是困擾能源結構轉型的重要問題。
最后，配套能力有待提升，能源結構轉型保障機制亟待完善。新時代能源結構調整要求有強大的能源戰略體系支撐，而我國推進能源結構轉型的保障機制面臨著政策法規不完備、市場制度不完善和基礎設施陳舊等方面的障礙。如在能源管理體制和立法結構上，政出多門、立法零散、效力層級低，導致法律與政策執行效果不佳，現行的可再生能源發電補貼政策存在資源來源不足等。
考慮到各種可再生能源自身發展處于不同的成熟階段，以及市場、技術、政策等外部環境的約束，我國能源結構轉型應根據當前新能源發展成熟度的差異，量身定制、多措并舉，為生態優先綠色發展貢獻更多力量。
加強源頭控制，減少煤炭等化石燃料的消費。能源結構轉型的重點在于嚴格控制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的消費，主要途徑有三種：提高運營效率、改變燃料和生產原料以及提前退役。圍繞這三個方面，從頂層政策設計來看，應該建立科學合理的減煤政策體系。減煤并非是各個行業自己的事情，要樹立一個系統的減煤觀念，從頂層統籌謀劃系統推進區域間、行業間的協同減煤。從行業規劃落實來看，化石能源消費需制定綜合替代計劃，包括大幅提升能源效率，提高電氣化水平，加快低碳燃料替代，以及通過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優化減少煤炭需求。能源消耗的主體是企業，可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激勵企業進行節能改造投資，鼓勵開發和銷售新型節能設備，提高能效收益。例如，可以通過引導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積極參與全國碳排放權交易，提高企業節能降碳的主動性，倒逼落后產能加速退出。
刺激能源替代，推動可持續能源市場的發展。將可再生能源由電力消費的增量補充轉變為增量主體，提高其在能源消費中的整體比例。市場化的發展將成為新能源發展的主要發展方式。創建和培育相關市場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通過增加對特種產品或服務的需求來實現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引導（如能效標識），進而可以促進其市場應用。市場容量的擴大又可以促進規模經濟，有助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降低，進一步提升市場競爭力，形成良性循環。另一方面，研發投入是提升可再生能源創新能力的“牛鼻子”。持續的研發支持對于激勵開發新的設計和組件、降低成本和提高性能至關重要，即使在商業化階段之后也是如此。針對不同類型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和發展成熟度差異，選擇具有針對性的支持策略，可以有效增加研發成功機會。
進行全面調控，完善可持續能源發展的體系。為了推進與保障能源結構轉型，需要配套以相應的機制體系以便于進行全面調控。在政策與法規體系方面，政府可以通過制定財政激勵和技術研發激勵等方式為可再生能源技術創新創造條件；在市場體制機制方面，為了充分發揮市場在能源結構轉型中的作用，需要結合政府引導和監管，比如可以通過制定市場準入標準，進而推動使用特定能源，擴大其市場規模；在人才體系方面，人才支撐是推動能源結構轉型的必要保障，政府可以通過設立機構、開展深化建設工作，以培訓促發展、以實操增技能，打造產學研用一體化，實現能源體系人才培養。
（作者分別為淮陰師范學院副校長，淮陰師范學院副教授。本文為國家社科項目道路交通“策略—工具”融合型低碳政策及實施路徑研究〈23BGL226〉階段性成果）
